在一个公私不可避免地要相互依赖的时代，[27]现代行政和行政法则完全是另一番图景：‘公‘私不分，公中有私，私中有公。
对于后代人而言，上述内容构成了各领域生活的前提，宪法无论能否进行修改，都已经成为一切行动的前提，宪法之优劣迁延于后代。[14]我国宪法中的大多数基本文化政策条款，都采用了国家发展、国家鼓励、国家培养的主谓语结构，国家是行动的主体和义务的承担者。
[26]林来梵：《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中国宪法第38条的解释方案》，《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3期。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的职权配置，则降低了权力冲突的几率并对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有学者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的法治观念，指出中国正在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中国目前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这些机制的细节由部门法完成，但其精神和原则来自于根本法上的规范依据。现代立法制度则提供了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以平衡多元利益的竞争关系。
关于批评和建议权的有关规定，为信访、听证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权利基础。人际交流同时是思想的交流，宪法关于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权的规定，使之成为可能。在法国语境中，同性婚姻权的保障主要通过议会民主过程实现，兼具法律性与政治性并以后者为主，而宪法审查则在次要位置上发挥潜在的强化功能。
[14]这一新增的程序为个人提供了基本权利的诉愿通道（尽管需要经过过滤），由此也影响了同性恋者的权利诉求模式。现任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和副总统拜登原本在竞选初期并不支持同性婚姻，但分别在2013年和2012年转而支持同性婚姻，希拉里更可能由于其赞成同性婚姻而在总统竞选中赢得更高的支持率，从而成为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真正赢家。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如英国在1968年）开始将同性恋非罪化，并开启了同性恋者平等权保障的宪法议题。[19]共和国法律所承认的基本原则规定于1946年宪法序言第1段，即法兰西人民……庄严确认1789年权利宣言所铭记的人与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以及共和国法律所承认的基本原则，由此，法律是否符合共和国法律所承认的基本原则，成为宪法委员会审查法律合宪性的标准之一。
在反同团体的支持下，弗兰克（FranckM.）等共7名市镇长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并对相关法律的合宪性提出违宪抗辩，他们主张宗教信仰自由（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10条和1946年宪法序言第5段）、观点多元表达原则（1958年宪法第4条）和地方自治原则（1958年宪法第72条）遭到侵害或违反。众所周知，法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天主教传统的国家，被称为天主教的长女，尽管天主教的影响在近年以来日益衰退，但忠诚度各不相同的信众仍然数量可观，即使是日益脱离天主教的民众也继续秉持天主教传统所决定的传统道德观。
13世纪的神学家阿奎那（St.ThomasAquinas）指出，性快乐是罪恶。一方面，就1946年宪法序言第10段所保障的正常家庭生活的权利而言，民法典禁止同性婚姻的条款并不妨碍同性伴侣利用民事互助契约制度安排共同生活的自由，而且正常家庭生活权并不必然意味着同性伴侣的婚姻权。[⑩]可见，法国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基督教世界的共性，唯其程度不同而已。注释: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课题宪法的政治实施机制研究（13SFB2009）的阶段性成果，曾提交中国宪法学研究会2015年年会。
因此不能说排除异性婚姻的同性婚姻制度是共和国法律所承认的基本原则。（三）同性婚姻权议题的社会性和政治性 同性婚姻权议题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在于，婚姻和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婚姻家庭制度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必须得到维护，而承认同性婚姻权必然会构成婚姻家庭制度的重大变革，这涉及到每一个社会阶层、群体和个人，并且引发他们相互之间的利益与观念冲突，由此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登记生效后，民事互助契约的双方即具有类似于婚姻的共同生活、互助扶助和忠实义务，得共同纳税，共同享受社会保障等，除不能共同领养（但可依法单独领养）子女外，其与婚姻关系的双方几乎不存在本质性差别。在合宪性先决程序实施后，宪法委员会除继续回应议会少数派的指摘（第3项判决）外，还审理了同性恋者的权利诉求（第2项判决），这既是同性恋者获得了更广泛的权利救济渠道，也是宪法委员会在相关议题中的作用强化，而且这种作用的政治性更弱，而法律权利考量的因素则更强。
遵守和执行法律是公职和官员的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25] 但反过来讲，议会能够在诸多政治斗争与妥协之后摆脱充满分歧的环境，充分实现同性恋者的平等婚姻权，这种政治突围能力在比较法与比较政治中是罕见的。
申请人的理由主要有两方面：第一，禁止同性婚姻致使司法机关背弃宪法第66条[15]赋予的保障个人自由的职责，因此侵害婚姻自由。他们不能让你感到这样。
[④]性倾向先天决定论一直被不同时期的科学家所提出和主张，最近的研究逐渐表现为基因决定论。[20]该条规定：（第1款）法律确定关于下列各项的规则：公民权及公民行使其公共自由的基本保障，新闻之自由、多元和独立，以国防之名对公民之人身和财产所施加的限制。也就是说，公共服务是完全献身于法律的适用和公务的实现，这是公共利益所要求的，它丝毫不考虑公共服务之提供机关工作人员和受益人的观点。[21]宪法委员会的判决为同性婚姻法的实施铺平了道路，法国的同性恋者为之欢呼雀跃。1999年法律的提出旨在保障同性婚姻权，因此，它必然遭遇各种反对意见，也因此不得不作很多妥协和变通。在该法律通过后，议会少数派随即在事前的依申请审查程序中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合宪性审查的申请。
同性婚姻法的通过并不废止民事互助契约制度，因此，对同性（以及异性）伴侣而言，民事互助契约和婚姻成为民事结合（unioncivile）的两种方式，[18]伴侣们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一种来界定其相互间关系。少数派议员对该法律的指摘主要是四个方面：第一，该法律违反立法程序和超出立法权限。
在此种背景下，相关法律被提交宪法委员会审查多是议会政治斗争的结果，即议会少数派与多数派斗争的延续。例如，美国的同性婚姻权议题也同时具有宗教观念、社会阶层与党派斗争的色彩。
[13] （二）禁止同性婚姻及其合宪性 在1999年法律实施至2008年时，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美国遗传学家哈默在1993年提出同性恋基因论，SeeD.H.Hamer,S.Hu,V.L.Magnuson,N.HuA.M.Pattatucci,ALinkagebetweenDNAMarkersontheXChromosomeandMaleSexualOrientation,inScience261,321(1993).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贝利参与的一项人类基因组计划得出结论，认为性倾向与后天选择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可能受到基因控制，SeeKhytamDawood,RichardC.Pillard,ChristopherHorvath,WilliamRevelleJ.MichaelBailey,FamilialAspectsofMaleHomosexuality,inArchivesofSexualBehavior,Vol.29,No.2,2000. [⑤]美国心理学协会和美国精神医学会于1973年将同性恋从疾病分类系统中去除。
在法国法的背景下，同性恋者的结婚诉求首先是向户籍官即市镇长（maire）及其帮办（adjoint）提出的，因为户籍官依法承担着婚姻登记的职能造物主设计性器官是为繁衍，因此这些器官只能派上这一用场。宪法委员会的判决理由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第一，根据《地方公共团体法典》的规定，市镇长和其帮办作为户籍官是以国家之名来履行公共服务职责的公共官员，因此他们应当确保关于户籍方面的法律得到遵守和执行。宪法委员会在2011年1月28日作出第2010-92QPC号判决，主要审查了民法典关于婚姻要件的规定，认定其符合宪法，理由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
如果超出法国的范围而在整个西方世界的背景下看待同性婚姻争议，会发现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各个国家均以类似的内容和方式存在。[20]该条规定：（第1款）法律确定关于下列各项的规则：公民权及公民行使其公共自由的基本保障，新闻之自由、多元和独立，以国防之名对公民之人身和财产所施加的限制。
而法国宪法委员会的审查则极度谦抑但也非无所作为，宪法委员会有意地为议会法律创造充分的自我形成空间，甚至将自己放在议会之友的位置上去保证议会法律的实施。[14]关于该改革的内容和过程可参见王建学：《从宪法委员会到宪法法院——法院合宪性先决程序改革述评》，载《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回到中国，同性恋者的平等权问题也构成较为复杂的社会问题与法律问题，如学者所说，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同性恋与艾滋病的密切联系而引起的歧视与污名，同性恋者的行为和身份是隐秘的，这使得他们的性、感情和婚姻生活更为复杂。比如，同性恋非罪化的实现，在法国是依靠议会修改刑法，而美国则是由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判决[26]统一废除全国范围内的同类刑事法律。
由此所提出的法律问题在于，能否由于一种自然习性仅为少数人所有就将其病化，并强制其接受治疗，甚至加之以刑事处罚？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此，有必要通过医学上的非病化[⑤]和法律上的非罪化来赋予同性恋行为正常地位。司法机关作为个人自由的保障人，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确保此原则得到遵守。从实质上讲，与其说是万能的议会及其立法权，不如说是议会立法过程背后起推动作用的政治家和政治家群体及其远见卓识，如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对同性恋非罪化贡献巨大，他们才是真正的立法者，因为他们提前嗅到了时代的律动，但他们却又不是唯一的立法者，他们需要受到反对派的制约并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服反对派，他们也需要利用时间向国民证明诸如此类的法律是真正适当的。可见，同性婚姻问题的权利属性在美国语境中得到了充分发掘，但宪法审查者极易受到过度干预民主政治过程的指责，[28]无论如何都得承认，若以司法判决和说理来证立同性婚姻权，无论是动用平等权、正当法律程序还是其他宪法条款，其说服力都不可能是压倒性的。
立法者与宪法审查者围绕同性婚姻权议题的关系定位是宪法传统的体现，都体现了特定的基本权利生长机制。首先，前文所述的宗教状况就是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承认同性婚姻意味着反对同性婚姻的相关宗教教义必须改变，这等于在无形中强制改变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的宗教信仰。
在反同团体的支持下，弗兰克（FranckM.）等共7名市镇长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并对相关法律的合宪性提出违宪抗辩，他们主张宗教信仰自由（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10条和1946年宪法序言第5段）、观点多元表达原则（1958年宪法第4条）和地方自治原则（1958年宪法第72条）遭到侵害或违反。宪法委员会认为，婚姻在1958年宪法中是法律的权限范围，且国民议会与参议院在制定1999年法律中也遵守了相关的立法程序，因此并不存在违反立法程序或超出立法权限的问题。
遵守和执行法律是公职和官员的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二、变通保障同性婚姻权时期（1999年至2013年） （一）民事互助契约制度及其合宪性 同性恋者的婚姻权诉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向议会传送，而无法到达宪法委员会。
